张学良用迟疑的目光看着父亲,但父亲没有再说什么,而是背着手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于凤至和赵绮霞和几位侍女走了进来,不声不响的开始给张学良更衣梳洗起来。

    张学良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任由女人们的摆布。

    不一会儿,又有仆役进来开始收拾房间,将他吸食大烟时的用具和地上折断的烟枪全都取走了。

    在帮助张学良梳洗完毕后,女人们和仆役们全都退了出去,只留下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张学良躺在床上,可能是烟瘾又有些发作了的关系,他感到阵阵困意袭来,很快的便睡着了。

    睡梦中,他并没有梦到自己被绑赴刑场,而是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变成了一个垂暮之年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躺椅上,正在接受一位学者模样的人的采访。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中正下令让张将军您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将军您的头上。张将军替蒋中正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我想向我的读者专门介绍一下张将军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学者对张学良说道,“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我以前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我反复说明过,‘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我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fu。”

    张学良对自己竟然做出这样的回答感到异常惊奇,但他在潜意识里又觉得,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

    “当是您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是吗?”

    “是的,我记得那是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事实证明,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您的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竟然是这样?”

    “我当时就对他们说,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fu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但这件事,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fu。”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将军您极力证明并非蒋中正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将军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将军您的真实思想。”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我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那时不仅蒋公早已逝去,经国总统亦已辞世,我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张群等人和我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我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我本人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我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公父子,尤其是蒋公在世时,我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我已经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我这时才可能主动邀请唐先生为我的回忆录捉刀。我赴美在纽约期间,我曾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那时我也不止一次的说过,此事与蒋公绝无关系。”

    “有人曾说,当年是蒋中正下手谕,令张将军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