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公无关。我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我都是这样说的。我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我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
“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将军10余件电报函件，令张将军不抵抗。张将军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将军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将军的夫人于凤至让张将军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夫人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fu和蒋中正不敢加害张将军。有这回事吗？”姓唐的学者又问道。
“唐先生觉得可能吗？”张学良笑了起来。
“针对此说，也有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将军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但据为张将军您所信任，替张将军您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有这样的话：‘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
“外间传说我有蒋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又说道，“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现在我要又一次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有些激动地说道：“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绝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姓唐的学者笑着感慨道：“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1936年12月12日，您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中正劫持扣留，其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对此，大陆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将军您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张将军您晚年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又是为什么呢？”
听了姓唐的学者的问话，张学良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的？”
“我记得那是在1954年，我在见过蒋公之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我认为自己‘当时对共布党认识不清，为了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张学良说道，“今天在这里，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在1990年6月1日的90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您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蒋公对我的囚禁。1991年我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我进行采访，我解释过我为何决定送蒋公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我那是叛乱，不得不负起责任。’”
“您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逼蒋公抗日吗？”
“蒋公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我有严重分歧，蒋公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共军。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当时蒋公深知双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公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先生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先生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先生为此专门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也是这个道理。”
“那您为什么要发动兵谏呢？”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我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我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我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但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率军和红军交手两次后，两次皆大败。你知道，我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我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大烟、女人，我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蒋公和胡适先生那种水平；而且我对蒋公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是以铸成大错。”
“您这么说太谦虚了吧？我记得您19岁就被任命为旅长；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发动西安事变那一年，您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公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啊。”
“不行不行，我是没有那个本事的。我还有另一个要命的东西，是我的东北人性格，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我这样的知识水平，又有军权，又加上鲁莽性格，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唉。”
“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将军10余件电报函件，令张将军不抵抗。张将军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将军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将军的夫人于凤至让张将军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夫人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fu和蒋中正不敢加害张将军。有这回事吗？”姓唐的学者又问道。
“唐先生觉得可能吗？”张学良笑了起来。
“针对此说，也有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将军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但据为张将军您所信任，替张将军您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有这样的话：‘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
“外间传说我有蒋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又说道，“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现在我要又一次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有些激动地说道：“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绝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姓唐的学者笑着感慨道：“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1936年12月12日，您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中正劫持扣留，其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对此，大陆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将军您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张将军您晚年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又是为什么呢？”
听了姓唐的学者的问话，张学良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的？”
“我记得那是在1954年，我在见过蒋公之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我认为自己‘当时对共布党认识不清，为了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张学良说道，“今天在这里，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在1990年6月1日的90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您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蒋公对我的囚禁。1991年我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我进行采访，我解释过我为何决定送蒋公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我那是叛乱，不得不负起责任。’”
“您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逼蒋公抗日吗？”
“蒋公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我有严重分歧，蒋公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共军。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当时蒋公深知双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公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先生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先生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先生为此专门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也是这个道理。”
“那您为什么要发动兵谏呢？”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我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我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我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但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率军和红军交手两次后，两次皆大败。你知道，我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我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大烟、女人，我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蒋公和胡适先生那种水平；而且我对蒋公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是以铸成大错。”
“您这么说太谦虚了吧？我记得您19岁就被任命为旅长；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发动西安事变那一年，您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公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啊。”
“不行不行，我是没有那个本事的。我还有另一个要命的东西，是我的东北人性格，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我这样的知识水平，又有军权，又加上鲁莽性格，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