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的人们一时间全都惊呆了，此时希特勒的身子仍然没有倒下，托尔尼继续开火，再次击中了希特勒，不过这时护卫人员也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立刻便有无数子弹向托尔尼射来，此时托尔尼的枪已经打光了子弹，他虽然没有被击中，但却来不及给他的枪重新上弹，他离开了窗台，取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手枪，打算离开房间，但党卫军的士兵们此时已经冲到了楼下，托尔尼打伤了两名党卫军士兵，当他发现无法脱身时，打算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他朝自己的胸口心脏的位置开了一枪，这时党卫军士兵冲上来抓住了他。
希特勒、希姆莱和托尔尼被一同送进了医院抢救，当天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均宣告不治身亡，而托尔尼却奇迹般的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伤势好些之后，托尔尼便被交给了帝国安全部，经过审讯，托尔尼被正式以蓄意刺杀国家元首的罪名起诉。
托尔尼在法庭上的证词让人费解。刚开始，他声称自己是受德国一个很具影响力人物的指使，这人是他的“保护者”。但是当继续盘问他时，他却坚决拒绝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也拒绝说出此人动机的具体情况。有人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但医生的精神鉴定证实他精神状况良好，完全可以站在审判席上。有人则认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说他满脑子充斥着扭曲的空想主义思想，这次行动完全是他一人策划的，原因在于他想要成为一名烈士。
经过法庭的审判，托尔尼被指控违反了1933年颁布的《德国国家与人民保护法令》第五款，刺杀政府首脑和官员。法庭传唤了证人，也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托尔尼被要求在法庭上解释其行为。托尔尼告诉法庭，这次行动都是他一人所为，为的是全人类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利益。他没有试图辩解或请求法庭宽大处理，但是，在陈述结尾时，他坦言自己“并不了解希特勒先生”，并表示对这次刺杀行动的悔意。但这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他被判有罪，并被描述成一名“典型的谨慎、狡猾、智慧和有经验”的杀手，托尔尼随后被判处了死刑。瑞士当局对此选择不予干涉。他们没有请求法庭任何宽大处理，也没有要求给予减刑。他们甚至都没让托尔德的父母知道他的死讯。托尔尼随后被送往柏林普勒岑塞监狱的死囚牢房等待行刑。
普勒岑塞监狱的生活让人难以忍受。囚犯们每天早上5点就被喊醒走出牢房到外面放风，他们的早餐是一杯掺水的咖啡和一片面包。那些和托尔尼一样被判了死刑的囚犯，都被严格隔离开来。他们被戴上手铐、脚链，一日三餐都是通过牢房门上的一个小开口送进去的。他们头顶上是一直亮着的电灯，灯光照亮了狭小牢房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准会见来客，不准锻炼，不准工作。食物常常是一些参杂着土豆皮和残余肥肉的清汤，可以想象一切多么糟糕。
将要被处决的囚犯会在当天下午得到通知，在这之前他们需要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整理妥当。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狱警通常在黎明时分来接送他们。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他们会被带去“准备”。胡子刮掉，手绑在背后，衣服扒光。远处的铃每打一下，就有死刑犯被带进处决室，在那里断头台被掩藏在一块沉重的黑色帘子后面。执行官示意以后，帘子就被拉开。死刑犯被捆绑在断头台上锃亮刀锋下方的木板上。
托尔尼原定于1935年12月被处决。和其他死刑犯不同是，他刺杀阴谋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调查，因而对他的处决也就一拖再拖。托尔尼曾又两次被提审，但是审讯者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托尔尼在普勒岑塞监狱滞留的日子过得相当痛苦。在那段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链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他的家书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思念，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更加坚定的信仰和一次次燃起的乐观态度，当然大部分信件都被当局没收用来帮助调查。这些家书也流露出了他后悔与“激进分子”相交往，因为他们就是幕后的“保护人”，刺杀阴谋的教唆者。1936年2月，托尔尼在家书中感叹他的命运：
“假如我还能够为上帝服务，假如我不曾放弃造物主，背叛主宰万物的上帝，背对黑暗中的光明，我就不会在这儿。”
1936年3月12日，托尔尼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告诉父母，他的死期到了：
“亲爱的父亲、母亲：
……这将是我在这里度过的最后一夜。我几乎从来没想过这天终究会到来，但是我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这让我对明天早晨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我的脑袋还没有搬家的时候，还抱有希望。
……我乞求上帝饶恕我的敌人。我乞求那些被我惊扰过的人们的饶恕。
……最后……我拥抱你们。我想哭，但我哭不出来。我觉得我的心像裂开了一样……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
你们的儿子。”
由于他这封信，当局需要对他的遗言作翻译、分析和审查，因此托尔尼的这颗“冷静的脑袋”又一次多留了一天。1936年3月14日黎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希特勒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德国与全世界。在他遇刺的当天晚上，国社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高会议。第二天，在国社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培尔宣布希特勒去世了。拥有钢铁般意志的党员们都痛哭起来。
国社党发布的讣告以沉痛的语调说道：“这样一个人去世了：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用有力的手，在战争的废墟中，在全国举起了战旗，扫荡了我们敌人的抵抗，牢固地建立起了属于德国人民的党——国家社惠主义工人党的创立人、国家社惠主义的伟大领袖、德国人民所敬爱并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躏的德国的舵手，德国人民的领袖去世了。”
希特勒、希姆莱和托尔尼被一同送进了医院抢救，当天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均宣告不治身亡，而托尔尼却奇迹般的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伤势好些之后，托尔尼便被交给了帝国安全部，经过审讯，托尔尼被正式以蓄意刺杀国家元首的罪名起诉。
托尔尼在法庭上的证词让人费解。刚开始，他声称自己是受德国一个很具影响力人物的指使，这人是他的“保护者”。但是当继续盘问他时，他却坚决拒绝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也拒绝说出此人动机的具体情况。有人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但医生的精神鉴定证实他精神状况良好，完全可以站在审判席上。有人则认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说他满脑子充斥着扭曲的空想主义思想，这次行动完全是他一人策划的，原因在于他想要成为一名烈士。
经过法庭的审判，托尔尼被指控违反了1933年颁布的《德国国家与人民保护法令》第五款，刺杀政府首脑和官员。法庭传唤了证人，也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托尔尼被要求在法庭上解释其行为。托尔尼告诉法庭，这次行动都是他一人所为，为的是全人类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利益。他没有试图辩解或请求法庭宽大处理，但是，在陈述结尾时，他坦言自己“并不了解希特勒先生”，并表示对这次刺杀行动的悔意。但这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他被判有罪，并被描述成一名“典型的谨慎、狡猾、智慧和有经验”的杀手，托尔尼随后被判处了死刑。瑞士当局对此选择不予干涉。他们没有请求法庭任何宽大处理，也没有要求给予减刑。他们甚至都没让托尔德的父母知道他的死讯。托尔尼随后被送往柏林普勒岑塞监狱的死囚牢房等待行刑。
普勒岑塞监狱的生活让人难以忍受。囚犯们每天早上5点就被喊醒走出牢房到外面放风，他们的早餐是一杯掺水的咖啡和一片面包。那些和托尔尼一样被判了死刑的囚犯，都被严格隔离开来。他们被戴上手铐、脚链，一日三餐都是通过牢房门上的一个小开口送进去的。他们头顶上是一直亮着的电灯，灯光照亮了狭小牢房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准会见来客，不准锻炼，不准工作。食物常常是一些参杂着土豆皮和残余肥肉的清汤，可以想象一切多么糟糕。
将要被处决的囚犯会在当天下午得到通知，在这之前他们需要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整理妥当。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狱警通常在黎明时分来接送他们。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他们会被带去“准备”。胡子刮掉，手绑在背后，衣服扒光。远处的铃每打一下，就有死刑犯被带进处决室，在那里断头台被掩藏在一块沉重的黑色帘子后面。执行官示意以后，帘子就被拉开。死刑犯被捆绑在断头台上锃亮刀锋下方的木板上。
托尔尼原定于1935年12月被处决。和其他死刑犯不同是，他刺杀阴谋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调查，因而对他的处决也就一拖再拖。托尔尼曾又两次被提审，但是审讯者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托尔尼在普勒岑塞监狱滞留的日子过得相当痛苦。在那段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链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他的家书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思念，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更加坚定的信仰和一次次燃起的乐观态度，当然大部分信件都被当局没收用来帮助调查。这些家书也流露出了他后悔与“激进分子”相交往，因为他们就是幕后的“保护人”，刺杀阴谋的教唆者。1936年2月，托尔尼在家书中感叹他的命运：
“假如我还能够为上帝服务，假如我不曾放弃造物主，背叛主宰万物的上帝，背对黑暗中的光明，我就不会在这儿。”
1936年3月12日，托尔尼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告诉父母，他的死期到了：
“亲爱的父亲、母亲：
……这将是我在这里度过的最后一夜。我几乎从来没想过这天终究会到来，但是我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这让我对明天早晨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我的脑袋还没有搬家的时候，还抱有希望。
……我乞求上帝饶恕我的敌人。我乞求那些被我惊扰过的人们的饶恕。
……最后……我拥抱你们。我想哭，但我哭不出来。我觉得我的心像裂开了一样……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
你们的儿子。”
由于他这封信，当局需要对他的遗言作翻译、分析和审查，因此托尔尼的这颗“冷静的脑袋”又一次多留了一天。1936年3月14日黎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希特勒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德国与全世界。在他遇刺的当天晚上，国社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高会议。第二天，在国社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培尔宣布希特勒去世了。拥有钢铁般意志的党员们都痛哭起来。
国社党发布的讣告以沉痛的语调说道：“这样一个人去世了：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用有力的手，在战争的废墟中，在全国举起了战旗，扫荡了我们敌人的抵抗，牢固地建立起了属于德国人民的党——国家社惠主义工人党的创立人、国家社惠主义的伟大领袖、德国人民所敬爱并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躏的德国的舵手，德国人民的领袖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