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上任后的几个月里，柏林收到不计其数的密报，都是有关刺杀新首相最野蛮的阴谋活动。这些密报来自四面八方：瑞士、荷兰、摩洛哥、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有人听到犹太人在巴塞尔搞阴谋，有人获悉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共同密谋，还有人听说共有主义者正在萨尔地区策划活动。
很多人认为对新首相生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当然，德国社惠主义者和共有主义者非常清楚新政体可能随时向他们宣战，甚至有些也许在考虑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左翼几乎天生就对刺杀希特勒不感兴趣。社惠主义者坚持民主进程，很难接受采取极端策略。而共有主义者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再三告诫，要他们把努力的方向对准社惠主义者。除了缺乏远见之外，他们的共同问题大多存在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法西斯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最后喘息的一个形式，是通向社惠主义乌托邦的必然前奏。这个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推动前进，而不是靠个人推动。所以，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消灭希特勒意义不大。
但是，有少数英勇的人自愿向历史伸出援助之手，贝波?勒默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共有主义者，曾经还领导过自由军团。他在1934年春天便设法进入了总理府，但是被党卫军发现。还有一个人叫库尔特?卢特尔是来自柯尼希山的造船工人，也是一名共有主义者。他于1934年2月试图炸死希特勒，后来被逮捕审讯，因缺乏证据而免遭指控，最终获释。1934年5月，在维也纳发现了一桩由共有主义者策划的刺杀阴谋。这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刺杀的对象不但包括希特勒，还有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等人。密谋者试图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阴谋是冲锋队策划的。
与左翼潜在的巨大威胁相反，右翼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更为严重。首先，冲锋队中很多人仍把希特勒视为离经叛道者。但是，许多普通士兵却几乎不被璨若群星的新政权或看似成功的“他们的”首脑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曾有一位刺客身穿冲锋队的制服，携带武器进入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官邸时被抓获。
冲锋队的危机在1934年的清除行动中就结束了。然而，在冲锋队被清除的过程中，希特勒大肆渲染这个组织对“民族和平”构成威胁时，冲锋队仍然时刻寻找机会为自己报仇。在巴伐利亚客栈，许多冲锋队的领导被抓获。希特勒和随行的党卫军准备离开这个客栈时，一支冲锋队警卫特遣队赶到了。他们表现得很不理解，气焰也愈来愈嚣张，于是他们被命令返回慕尼黑驻地。但是，他们在走了一小段距离后，便停下来设置路障，在路的两边架起机关枪，他们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而此时，希特勒精明的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离开。
希特勒还遭到了一次极为危险的刺杀，刺客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在布拉格学习建筑的犹太学生，名叫赫尔穆特?希尔施。希尔施被人说服同意去实施一次“英雄行动”，以此来激励德国的犹太人。他计划把一个手提箱式炸弹带到国社党纽伦堡总部。1934年10月，希尔施在经过德国边境时被逮捕，次年春天被处死。对于希尔施的失败，一种观点认为是盖世太保在“黑色阵线”内有耳目，另一种观点则是有人出卖了希尔施，从通风报信中获得了好处。
然而，希尔施象征了另一股逐渐壮大的反希特勒势力。由于德国境内及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渐加强，犹太人对此的反应却是千篇一律地冷淡。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人被激励起来采取行动，进行反抗。希尔施之所以同意刺杀希特勒，就是因为家人没能获得美国国籍而心生怨气才采取行动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南斯拉夫犹太人弗兰克富特尔也成功执行过一次堪称近乎完美的刺杀行动。他曾是法兰克福大学学医的一名新生，进入大学后不久他就逃亡瑞士。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读到了国社党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看到了反犹太人的宣传，继而奋起反抗。他最初想要刺杀希特勒，但后来决定选择刺杀出生于德国的瑞士纳粹党领导人威廉?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做足了功课。他研究古斯托洛夫的日常安排，记住他的行踪，携带了照片帮助确认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还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伯尔尼的一个射击场练习射击。2月3日，他买了一张去达沃斯的单程票，在那儿定了一个房间。第二天，他去了古斯托洛夫的住处，平静地按下门铃，请求古斯托洛夫的接见。他被带进一间书房，然后坐在希特勒的画像下等候。古斯托洛夫一进门，弗兰克富特尔就对准他胸部和头部连开五枪，然后逃离了现场并打电话给警察。他在束手就擒时说：“我开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事情，我没有一丝遗憾。”
象希尔施一样，弗兰克富特尔是在设法激励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起来反抗，但他也和希尔施一样，没有能够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尽管有组织起来反抗的犹太人依然还没有，他们的事迹却说明，在遭受羞辱和持久的迫害后，他们也会揭竿而起。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拥有简单的装备，进行单打独斗之外别无它法。犹太人的反抗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至少能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希特勒在攫取了德国的最高权力以后，考虑到自己面临的威胁会越来越大，于是实施了另一项有关他自己个人安全的修正方案。方案中史无前例的条款是，保护国家元首得到了国家资助。于是希特勒身边的人顺应时势，努力为自己打造势力基础，扩大影响范围，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之中，海因里希?希姆莱最为引人瞩目。希姆莱成功地扩充了势力，在希特勒的安全部门推行更为严格、全面的审查。屡次争执后，希姆莱说服希特勒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安全部部长。帝国安全部将取代之前的元首保卫队，负责保护希特勒和其他政要的安全。
角逐掌控保卫希特勒安全工作的争斗因此持续升温，并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希姆莱的元首保卫队半途而废，被吸收进了常规警队，从属于内政部。之后，剩下的三个竞争者——帝国安全部、党卫军护卫队和警卫队——被迫进行了明确分工。在职权范围重叠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建立分散的势力范围，护卫责任由党卫军护卫队承担；保镖、仪式警卫、岗哨人员由警卫队提供；帝国安全部提供专业警力支持，包括监视和调查。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难以攻克的屏障，阻止任何想要伤害希特勒的人。
希特勒周围的安全措施曾给来访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任何进楼的来访者都必须在进入之前经过两个党卫军岗哨。然后来访者被引到接待者那儿领取一个表明身份的通行证，随后再由一个党卫军士兵陪同到相关办公室。接下来，来访者将经过林林总总、多达39个党卫军固定的警卫岗哨。一进入第二层楼，也就是希特勒套房的所在地，入访者将面对一个显然更加严格的检查和一丝不苟的身份核对。任何没有有效通行证的人都可能被逮捕。离开时，来访者也要在陪同下返回接待处，在那里交还通行证。
希特勒的交通安排显然是安全保卫工作关注的另一项内容。希特勒早期热衷汽车，早在1923年他就拥有一辆红色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但是在啤酒馆政变中这辆车被慕尼黑警察没收了。之后，他获得一系列汽车，主要有“梅塞德斯”或“迈巴赫”大型高级轿车，这些车用于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或是政治事务。希特勒上台后，开始收集一写经过特别改装过的“梅塞德斯”，其中有的被改装成了装有防弹轮胎和5厘米厚车窗的装甲车。据说这种车既可以防止炸弹还能防止小型武器的袭击。但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车还是一辆敞篷巡视车，尽管它有明显安全缺陷，但对希特勒来说，公共场合的露面和公开演讲显然比人身安全更加重要。
除了车队，希特勒还拥有一支小型飞行队。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了全新尝试，多次乘坐飞机进行竞选活动。这种出行方式持续到1933年以后，那年，他命令飞行员汉斯?鲍尔负责创建一个“飞行队”。希特勒除了使用当时很普遍的重型飞机“容克-52”外，还使用了一架经改装后的，登记为d-2600的“福克-沃尔夫”制造的“秃鹰”飞机作为他的专机。安全措施极其严格。只有鲍尔才可以驾驶飞机，他永远不能透露目的地，甚至对机场官员也不可以透露。d-2600停在柏林滕伯尔霍夫机场一个牢固的飞机库内，由帝国安全部和警卫队联合看管，由一组经过严格审查的工程师进行维修。每次起飞前，都要进行15分钟的试飞，而且严禁携带包裹、邮件和未经许可的行李。
表面上看，在保护希特勒的安全工作上是下足了工夫，也花了不少本钱，但是这个安全体系本身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对极其敏感职位上工作人员的审查非常不严格，这种松懈态度着实让人吃惊。警卫队内部的情况也是如此，甚至在希特勒周围的亲信中，也普遍存在着同样明显的松懈态度。
或许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认为他的保镖作用有限，觉得他劫后余生靠的是仁慈的上帝关照。他对身边的保卫者毫无耐性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警察心生厌恶。也许是因为不能忍受被监管，他经常对党卫军巡逻人员吼道：“去保护好你自己吧！”希特勒自己还不止一次的对来访者说过：“我随时可能死于罪犯或白痴之手。”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明白，只要他决心刺杀希特勒，机会还是很多的。他们很快就能知道，虽然他们的刺杀目标一直在不停地完善、重组安全体系，但是这一切都进展缓慢，离真正的完善还有很大距离。他应该能够看到，出席各种公开场合的活动是他们的刺杀对象的例行公事，而在这些场合有大量的群众足以制造混乱局面，他们可以乘机逃走。成功刺杀希特勒的机率其实是很高的。
谁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天，一位外表上看显得毫无恶意的男人在威廉大街的一间阁楼里住了下来。在这里，他被当作了一名退休老师。他的证件显示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公民。他戴着角质框架的眼镜，胡子也没有经过精心修剪。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他将在这里安装一枝特制的带有瞄准镜的枪。他会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瞄准着首相府的阳台，他沉着冷静，没有丝毫的急躁。直至有一天，他将在一个最佳的角度，最佳的时机，向那个本来能够改变历史的人开火。
很多人认为对新首相生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当然，德国社惠主义者和共有主义者非常清楚新政体可能随时向他们宣战，甚至有些也许在考虑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左翼几乎天生就对刺杀希特勒不感兴趣。社惠主义者坚持民主进程，很难接受采取极端策略。而共有主义者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再三告诫，要他们把努力的方向对准社惠主义者。除了缺乏远见之外，他们的共同问题大多存在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法西斯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最后喘息的一个形式，是通向社惠主义乌托邦的必然前奏。这个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推动前进，而不是靠个人推动。所以，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消灭希特勒意义不大。
但是，有少数英勇的人自愿向历史伸出援助之手，贝波?勒默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共有主义者，曾经还领导过自由军团。他在1934年春天便设法进入了总理府，但是被党卫军发现。还有一个人叫库尔特?卢特尔是来自柯尼希山的造船工人，也是一名共有主义者。他于1934年2月试图炸死希特勒，后来被逮捕审讯，因缺乏证据而免遭指控，最终获释。1934年5月，在维也纳发现了一桩由共有主义者策划的刺杀阴谋。这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刺杀的对象不但包括希特勒，还有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等人。密谋者试图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阴谋是冲锋队策划的。
与左翼潜在的巨大威胁相反，右翼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更为严重。首先，冲锋队中很多人仍把希特勒视为离经叛道者。但是，许多普通士兵却几乎不被璨若群星的新政权或看似成功的“他们的”首脑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曾有一位刺客身穿冲锋队的制服，携带武器进入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官邸时被抓获。
冲锋队的危机在1934年的清除行动中就结束了。然而，在冲锋队被清除的过程中，希特勒大肆渲染这个组织对“民族和平”构成威胁时，冲锋队仍然时刻寻找机会为自己报仇。在巴伐利亚客栈，许多冲锋队的领导被抓获。希特勒和随行的党卫军准备离开这个客栈时，一支冲锋队警卫特遣队赶到了。他们表现得很不理解，气焰也愈来愈嚣张，于是他们被命令返回慕尼黑驻地。但是，他们在走了一小段距离后，便停下来设置路障，在路的两边架起机关枪，他们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而此时，希特勒精明的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离开。
希特勒还遭到了一次极为危险的刺杀，刺客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在布拉格学习建筑的犹太学生，名叫赫尔穆特?希尔施。希尔施被人说服同意去实施一次“英雄行动”，以此来激励德国的犹太人。他计划把一个手提箱式炸弹带到国社党纽伦堡总部。1934年10月，希尔施在经过德国边境时被逮捕，次年春天被处死。对于希尔施的失败，一种观点认为是盖世太保在“黑色阵线”内有耳目，另一种观点则是有人出卖了希尔施，从通风报信中获得了好处。
然而，希尔施象征了另一股逐渐壮大的反希特勒势力。由于德国境内及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渐加强，犹太人对此的反应却是千篇一律地冷淡。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人被激励起来采取行动，进行反抗。希尔施之所以同意刺杀希特勒，就是因为家人没能获得美国国籍而心生怨气才采取行动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南斯拉夫犹太人弗兰克富特尔也成功执行过一次堪称近乎完美的刺杀行动。他曾是法兰克福大学学医的一名新生，进入大学后不久他就逃亡瑞士。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读到了国社党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看到了反犹太人的宣传，继而奋起反抗。他最初想要刺杀希特勒，但后来决定选择刺杀出生于德国的瑞士纳粹党领导人威廉?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做足了功课。他研究古斯托洛夫的日常安排，记住他的行踪，携带了照片帮助确认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还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伯尔尼的一个射击场练习射击。2月3日，他买了一张去达沃斯的单程票，在那儿定了一个房间。第二天，他去了古斯托洛夫的住处，平静地按下门铃，请求古斯托洛夫的接见。他被带进一间书房，然后坐在希特勒的画像下等候。古斯托洛夫一进门，弗兰克富特尔就对准他胸部和头部连开五枪，然后逃离了现场并打电话给警察。他在束手就擒时说：“我开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事情，我没有一丝遗憾。”
象希尔施一样，弗兰克富特尔是在设法激励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起来反抗，但他也和希尔施一样，没有能够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尽管有组织起来反抗的犹太人依然还没有，他们的事迹却说明，在遭受羞辱和持久的迫害后，他们也会揭竿而起。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拥有简单的装备，进行单打独斗之外别无它法。犹太人的反抗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至少能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希特勒在攫取了德国的最高权力以后，考虑到自己面临的威胁会越来越大，于是实施了另一项有关他自己个人安全的修正方案。方案中史无前例的条款是，保护国家元首得到了国家资助。于是希特勒身边的人顺应时势，努力为自己打造势力基础，扩大影响范围，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之中，海因里希?希姆莱最为引人瞩目。希姆莱成功地扩充了势力，在希特勒的安全部门推行更为严格、全面的审查。屡次争执后，希姆莱说服希特勒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安全部部长。帝国安全部将取代之前的元首保卫队，负责保护希特勒和其他政要的安全。
角逐掌控保卫希特勒安全工作的争斗因此持续升温，并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希姆莱的元首保卫队半途而废，被吸收进了常规警队，从属于内政部。之后，剩下的三个竞争者——帝国安全部、党卫军护卫队和警卫队——被迫进行了明确分工。在职权范围重叠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建立分散的势力范围，护卫责任由党卫军护卫队承担；保镖、仪式警卫、岗哨人员由警卫队提供；帝国安全部提供专业警力支持，包括监视和调查。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难以攻克的屏障，阻止任何想要伤害希特勒的人。
希特勒周围的安全措施曾给来访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任何进楼的来访者都必须在进入之前经过两个党卫军岗哨。然后来访者被引到接待者那儿领取一个表明身份的通行证，随后再由一个党卫军士兵陪同到相关办公室。接下来，来访者将经过林林总总、多达39个党卫军固定的警卫岗哨。一进入第二层楼，也就是希特勒套房的所在地，入访者将面对一个显然更加严格的检查和一丝不苟的身份核对。任何没有有效通行证的人都可能被逮捕。离开时，来访者也要在陪同下返回接待处，在那里交还通行证。
希特勒的交通安排显然是安全保卫工作关注的另一项内容。希特勒早期热衷汽车，早在1923年他就拥有一辆红色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但是在啤酒馆政变中这辆车被慕尼黑警察没收了。之后，他获得一系列汽车，主要有“梅塞德斯”或“迈巴赫”大型高级轿车，这些车用于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或是政治事务。希特勒上台后，开始收集一写经过特别改装过的“梅塞德斯”，其中有的被改装成了装有防弹轮胎和5厘米厚车窗的装甲车。据说这种车既可以防止炸弹还能防止小型武器的袭击。但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车还是一辆敞篷巡视车，尽管它有明显安全缺陷，但对希特勒来说，公共场合的露面和公开演讲显然比人身安全更加重要。
除了车队，希特勒还拥有一支小型飞行队。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了全新尝试，多次乘坐飞机进行竞选活动。这种出行方式持续到1933年以后，那年，他命令飞行员汉斯?鲍尔负责创建一个“飞行队”。希特勒除了使用当时很普遍的重型飞机“容克-52”外，还使用了一架经改装后的，登记为d-2600的“福克-沃尔夫”制造的“秃鹰”飞机作为他的专机。安全措施极其严格。只有鲍尔才可以驾驶飞机，他永远不能透露目的地，甚至对机场官员也不可以透露。d-2600停在柏林滕伯尔霍夫机场一个牢固的飞机库内，由帝国安全部和警卫队联合看管，由一组经过严格审查的工程师进行维修。每次起飞前，都要进行15分钟的试飞，而且严禁携带包裹、邮件和未经许可的行李。
表面上看，在保护希特勒的安全工作上是下足了工夫，也花了不少本钱，但是这个安全体系本身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对极其敏感职位上工作人员的审查非常不严格，这种松懈态度着实让人吃惊。警卫队内部的情况也是如此，甚至在希特勒周围的亲信中，也普遍存在着同样明显的松懈态度。
或许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认为他的保镖作用有限，觉得他劫后余生靠的是仁慈的上帝关照。他对身边的保卫者毫无耐性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警察心生厌恶。也许是因为不能忍受被监管，他经常对党卫军巡逻人员吼道：“去保护好你自己吧！”希特勒自己还不止一次的对来访者说过：“我随时可能死于罪犯或白痴之手。”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明白，只要他决心刺杀希特勒，机会还是很多的。他们很快就能知道，虽然他们的刺杀目标一直在不停地完善、重组安全体系，但是这一切都进展缓慢，离真正的完善还有很大距离。他应该能够看到，出席各种公开场合的活动是他们的刺杀对象的例行公事，而在这些场合有大量的群众足以制造混乱局面，他们可以乘机逃走。成功刺杀希特勒的机率其实是很高的。
谁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天，一位外表上看显得毫无恶意的男人在威廉大街的一间阁楼里住了下来。在这里，他被当作了一名退休老师。他的证件显示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公民。他戴着角质框架的眼镜，胡子也没有经过精心修剪。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他将在这里安装一枝特制的带有瞄准镜的枪。他会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瞄准着首相府的阳台，他沉着冷静，没有丝毫的急躁。直至有一天，他将在一个最佳的角度，最佳的时机，向那个本来能够改变历史的人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