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二）“奇怪战争”中国版
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府“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府“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陷入到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府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府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府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府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革命军政府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广东各地的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随后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除了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之外，另外令广东民众惊恐不已的是革命军的强行拉夫。
由于“北伐”“西征”的失败使得革命军兵员损失惨重，大元帅府令广州市警察局于24小时内募兵30000人送往东江战场。而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所募夫役五万余人，已雇募殆尽”，于是革命军政府批准各地驻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公开化，“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多次发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凄惨之极”。
为表示对革命军政府当局的不满，广东的许多商人和企业主一开始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或停产或将工厂企业迁出广州地区，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勒索，纷纷潜逃。而普通民众的反抗则激烈得多，罢市、抗税行动此起彼伏，使广东社会矛盾趋于激化。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发回国内的报导中这样写道：“……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广州的居民已经对孙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站到了革命党人的对立面。”
“说到农民，他们认为革命党人的事业纯粹使农民遭殃。农民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持械到军队后方骚扰的事情，时有发生。”
“……现在的广州，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并非初衷。但他们确实已经无法在革命的空气当中生存下去，只能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而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广州地方政府的官员私下里也承认：“……自革命军兴以来，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已无可搜罗，官产（指拍卖的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由于革命军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强征民夫，使原本具有“革命传统”的广东民众对革命党***失所望，对革命党人发起的“北伐”“东征”由一开始的积极支持最后变成了完全失去了兴趣，革命党人和广东民众的矛盾日趋激化，已经变得无法调和。
对于这一切，身为广东人的程璧光都看在眼里，但却没有丝毫的办法可想。
在亲眼看到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对广东所做的一切之后，程璧光只能在日记里发出了“粤民何辜”的悲叹。
而刚才前来拦截炮击从台湾开来的日本军火运输船的中国海军的新式炮舰，在战斗中却表现得充满了理性和温情。自开战以来，中国海军的炮舰只对岸上进行了有限的几次炮击，而且都集中在了炮台等军事目标，尽量避免伤及无辜民众。
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府“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府“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陷入到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府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府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府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府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革命军政府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广东各地的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随后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除了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之外，另外令广东民众惊恐不已的是革命军的强行拉夫。
由于“北伐”“西征”的失败使得革命军兵员损失惨重，大元帅府令广州市警察局于24小时内募兵30000人送往东江战场。而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所募夫役五万余人，已雇募殆尽”，于是革命军政府批准各地驻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公开化，“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多次发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凄惨之极”。
为表示对革命军政府当局的不满，广东的许多商人和企业主一开始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或停产或将工厂企业迁出广州地区，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勒索，纷纷潜逃。而普通民众的反抗则激烈得多，罢市、抗税行动此起彼伏，使广东社会矛盾趋于激化。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发回国内的报导中这样写道：“……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广州的居民已经对孙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站到了革命党人的对立面。”
“说到农民，他们认为革命党人的事业纯粹使农民遭殃。农民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持械到军队后方骚扰的事情，时有发生。”
“……现在的广州，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并非初衷。但他们确实已经无法在革命的空气当中生存下去，只能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而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广州地方政府的官员私下里也承认：“……自革命军兴以来，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已无可搜罗，官产（指拍卖的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由于革命军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强征民夫，使原本具有“革命传统”的广东民众对革命党***失所望，对革命党人发起的“北伐”“东征”由一开始的积极支持最后变成了完全失去了兴趣，革命党人和广东民众的矛盾日趋激化，已经变得无法调和。
对于这一切，身为广东人的程璧光都看在眼里，但却没有丝毫的办法可想。
在亲眼看到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对广东所做的一切之后，程璧光只能在日记里发出了“粤民何辜”的悲叹。
而刚才前来拦截炮击从台湾开来的日本军火运输船的中国海军的新式炮舰，在战斗中却表现得充满了理性和温情。自开战以来，中国海军的炮舰只对岸上进行了有限的几次炮击，而且都集中在了炮台等军事目标，尽量避免伤及无辜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