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厥原本是赵氏的家臣,后来成为了赵氏侍奉的国君,也就是晋侯的卿大夫。等到赵氏落难时,韩厥已经是晋侯相当信任的臣子。当时晋灵公想要杀掉赵氏全族,晋国大多数大臣收到了这个政治信号,纷纷与赵氏划清关系。

    倒是前途正好的韩厥站了出来,为赵氏说好话,保住了赵氏的一线血脉,也就是‘赵氏孤儿’。

    韩氏并不是从韩厥起,到韩厥手中时也没有坐上诸侯的位置,但许盈在《韩国论》中依旧从韩厥说起。这既是因为韩氏从此而兴,也是因为韩厥义救赵氏孤儿的举动其实奠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内韩氏的性格。

    有什么样的国君,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而有什么样的臣子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可以这样说。韩国在建国之初的许多事情中,都可以看到这一重性情的影响。

    比如韩赵一同攻魏,赵国想要杀了后来的魏惠王,然后瓜分魏国的土地。但韩国不干,认为杀国君这样的事太过违礼,而分其地的举动又太过贪婪,这样的事不能做!

    不管这是为了维护名声,还是真心如此性情,至少当时韩氏的行事风格就是如此!

    这个时候的韩氏属于典型的光明面但就是这样光明面的存在,未来‘堕落’的速度却令人咋舌——翻阅战国后期的历史,对韩国的评价很难逃出‘老谋深算’‘狡猾’‘奸诈’这些字眼。

    许盈在写《韩国论》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写一个‘屠龙勇士最终变恶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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