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北京,子夜时分。

    我的父亲错过了我27岁的生日。

    因为一场精细的颅内手术,我理应不去怪他,于是我耐心地给他打去三通电话。

    前两遍都是冰冷的忙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thesubscriberyoudialedotbeectedforthemoment,pleaserediater。”

    第三次,等待的嘟声持续有半分钟,我目中一汪死潭,却能平静去看悬挂在墙壁上的淋浴花洒中滴落的水。

    半个世纪久,父亲终于接起电话:“怎么了?”

    语调永远是不急不慢,平缓如静水。

    我半阖着眼皮,吃完半瓶安眠药,思维已经变得迟钝,好几秒才说:“没怎么。”

    其实有的,我就快要死了。

    我挺懦弱,到死之前还在害怕疼,于是先服了安眠药再割腕。我以为这样痛苦就能减轻,可是我错了。

    身体的本能促使我自救,我却做了个蠢事,选择在第一时间将求生电话打给我父亲。

    我一向依赖他,比任何病人都要依赖他。

    可是这次我选错了。

    “等我回来。”他在开车,细微的风声随听筒传过来。

    我静看浴缸中央里的水氤氲成殷红,蔓延到边缘成淡色团花。又好几秒,回答他:“好。”

    “挂掉吧。”或许不易听清我低微的声音,父亲那边的风声戛然而止。

    泡在冷水里的手腕开始痉挛抽搐,我看见断裂的手筋漂浮在水面,溃散成纤弱苍白的野苇根。

    “这次你挂吧,我不方便。”

    “嗯。”父亲行事向来不会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