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这么恨他?”我被他牵在身后,单薄的身体有点像风筝。

    问出这话时,我心里很复杂。我想无论生前有过什么,死后还是应该善终。

    而且我迟钝的神经仍然紧绷在他那段惊世骇俗的“玩笑话”中。

    “嗯。”杨东清并不掩饰。

    简单的一个“嗯”,我意识到一直将他和过去的自己划等简直是大错特错。

    虽然我们有着相似的一张脸,但在我的时间轨迹线中,幼时我便被父亲领走,从此衣食无忧。而杨东清不是,他在闷热阴暗的筒子楼里挣扎了十九年。每天食不果腹,活得提心吊胆。

    我早该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无法再用自己的记忆来评判杨东清的善恶。

    他是过去的我,可他早就不是我了。

    无论是不是他杀死的杨德雄,无论他要如何处置那罐骨灰,我的身份都只能是旁观者。

    因为这是一场极端的报复。

    “那么,”他停下,回过头问,“你会不要我吗?”

    “不会。”我笃定。

    前面是一条槐荫老街,热风捎过,午后的光斑在他和我的手背上攒动。

    “那就好。”他说。

    他不再说“嗯”,也不再说“哦”,“那就好”似乎能代表一个少年人挣扎多日的内心自此安稳停落。

    我或许做了这场谋杀案的帮凶。

    不过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我选杨东清。

    如果真的是他弑父,未来的每一天,他都会在煎熬与折磨中惶惶度过。等到多年后,现有的事实被推翻,新的真相大白,我也心甘情愿与他一同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