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五章整版纽约倒的历史
因此,这个时候山本次郎镇定了一下,强忍着说:“王掌柜这可不是开玩笑啊,纽约倒整版,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张吗?你这里难道说真的有另外的一张,或者是说你是说见到过整版的邮票啊,如果是说在别的地方见到过,那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纽约倒公认的有一张整版五十枚的邮票存世,这样子的事情是基本上每个集邮爱好者都知道的,而且一般的来讲,古董圈子里面的人也是多少会了解一些这样子的内幕的,毕竟这是一整版的,无价之宝。这公认的一整版的邮票其实是和一个学生有关系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一天,重庆南温泉立人中学的学生郑晴初从重庆一家邮局集邮窗口买了一卷因通货膨胀,调整邮资,而面值不适用的整版邮票,每卷都是面值从半分到20元都有。当他在家整理邮票时,他的妹妹发现孙中山像邮票中的一种面值2元的邮票上,所印的头像是颠倒的。郑仔细一看,果然,一整版邮票人头像全是倒印的。他意识到自己幸运地购到一版珍邮。这就是那一整版的纽约倒的来历。王海东倒是很是了解这段历史,因此,很是肯定地说:“不可能,那一整版的邮票基本上是在郑先生购买后不久就已经是被撕开了,估计山本先生对这段历史也是不怎么样的了解,就算是你朋友的那枚四方联,我想也是有可能就是这整版纽约倒中的一份子了。”
山本次郎确实是没有听说过这段历史,而且他也不是很知道这一段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的,因此,在这样子的时候,山本次郎这一点做的倒是十分的光棍,他点点头说:“我确实不知道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难道王掌柜你是知道的。”纽约倒整版这段历史知道的人不少,但是最后这一整版的邮票到底是花落谁家,这样子的事情倒是比较的扑朔迷离。但是王海东正好是看到过相关的资料的那个人。
因此,王海东很是有信心的点点头说:“这倒是,我曾经看到过郑先生写的文章,他自己也是回忆过这段历史,我想,这样子的事情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最为详细可信的。”郑先生自己写下的一段资料,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南温泉立人中学读初中,校内盛行集邮,同学间相互交换邮票。当时,我父亲与朋友共同开设广大华行,经营西药等进出口贸易,在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均有分行,与国外,如美国、印度、缅甸等有生意往来。
我几乎每星期都进城去,把公司中收到的信件和邮包上的邮票剪下来,带回学校和同学交换。有零用钱剩余时,也常到在一间公司中摆一张桌子买邮票的王劳先生处买一些便宜的外国邮票。由于法币贬值,储奇门东川邮政局的集邮柜台将面值已经过时邮票按票面值出售给集邮爱好者,我也常常去,为了省钱,总是挑选印刷漂亮而面值低的买。那时认为最抵买的是纽约版,如面值五分、八分、十七分等又好看又便宜,但是邮局是整版整捆地卖的,大小面值搭配,不让挑选。记得那天我买这捆邮票时还和邮局那位女士相商,可否不买面值一元以上的,但不得要领,只好忍痛买下。时为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应早于十一月三十日,而不是传说的十一月三十日。最近我查过那个三十日是星期五,我正上学,不可能进城去,因为南温泉离重庆有十八公里远,一般是星期六或星期日才能进程去的。
邮票买回来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一直到看到报上有东北等地邮商刊登的广告,愿意以沦陷区和伪满洲国的邮票来交换重庆发行的邮票,我想写信去交换,便在一天晚上把不少成捆买来的邮票拿出来整理。那时南温泉的电灯是由隔壁一间小水电厂供电,冬季水小,电力不足,灯光昏暗。我那十几岁的妹妹也在旁边凑热闹,不断问东问西,她忽然问我:“二哥,为什么这种邮票上的人头是颠倒过来的呀?”我当实嫌她碍事,轰她走开,同时也不禁仔细察看一番,一看之下大吃一惊,果然真的一整张五十枚纽约版贰圆票,人头像都是倒过来的!
由于我听说过“二元宫门倒印”是珍贵邮票。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意中买到了珍品,于是马上将这版邮票好好包起,并于周末匆匆赶进城去。当时嘉陵江上还没有大桥,从南温泉坐长途汽车到海棠溪下车,过江到储奇门,最近的邮商是王劳生。我鼓着勇气请教他:孙中山像有没有倒过来印的?他看我人小,以为是开玩笑,很不耐烦地把我给打发走了。我还不死心,又跑到近望龙门的一家叫邮友邮票社去打听,这家邮票社的老板艾元俊比较重视,详细了解了票样和买到的经过,并记下了我的姓名和地址。第二天下午,他就下乡来找我了。随身带了一大包袱的邮集,问我是想换邮票,还是想卖钱。我说想换。他就打开包袱让我随意挑选。面对着这么多的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和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过的中国早期邮票,如大龙、小龙、慈禧万寿等等,我惊呆了,简直不知所措,赶快求助于比我打两岁的哥哥。他比我精明得多,要我沉住气,由他和艾元俊谈判。结果前后两次,以十六枚“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和他换了几本邮集,其中包括一套大龙、一套小龙、一枚红印花(面值记不清了)以及自万寿起到新生活运动的整套纪念邮票(其中缺光复、共和两套);外国邮票记得有苏联北极探险、苏联大建筑、德国的兴登堡头像邮票等。
第一次交换前,我们还到南温泉照相馆先将这一整版五十枚邮票拍了一张3x4寸的照片,然后给艾元俊撕了十枚去。其后,他又把我们叫进城去,在民族路161号,广大药房见面,还带了一位说是在税务局工作的赫崇佩来。拿出一封重庆一集邮组织的信,说再要一个四方连用来展览,又说重庆集邮组织的负责人也要几张,给了他们可以帮忙宣传和提高邮票的价值。他答应一定给我“光复”、“共和”各一套,表示眼下手头上没有,找到后一定送上等等,实际上始终也没有给我这两套邮票。这次给艾元俊拿去了六枚。
艾元俊此人邮德较差。第一次在南温泉交换时我提出交换条件是他最大只能保留四方连,应将整联撕开,他一口答应,说怕临时匆匆撕了可惜,由他回重庆后撕好给我看。第二次在重庆交换时,他将一些四方连邮票放在透明纸袋中在我面前一晃而过,但给我发现他竟用了另外的纽约版贰元票剪贴了中心头像冒充的。这个煞费苦心的花招弄得他当场十分尴尬,因为还有赫崇佩和另一个人在场。郝崇佩给我印象很深,他看来很老实,真正是一位集邮者。在艾元俊和我大哥谈话时,他悄悄地让我看他带来的邮票,告诉我上次艾元俊和我交换的邮票都是他拿出来的,而艾只给了他一枚,他想向我再要几枚,甚至一枚也行,他可以给我更多的邮票。我当时也很心动,想与他交换,但没带多余的,事后他也没再找我。
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以后,消息就传开了。我家真是门庭若市,许多人聚在我家院子里等我放学回来,每个人都带着大批邮票想与我交换,其中也包括那位王劳先生。家人不知我出了什么事,追问之下,我才说出了事情经过,结果是剩下的三十四枚全部交父亲保管,我则乖乖地背着书包上学读书。不久,我家回到了上海,此事也告一段落。
王海东讲述完了这段历史之后说:“可以看的出来,在这样子的时候后来的一些纽约倒的邮票,应该都是郑先生的这一整版的邮票演化而来的。当然了,也不排除别的人在当时和是和郑先生一样购买了这样子的邮票,但是因为郑先生的这版是比较传承有序的,因此,真实性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你的朋友的那一枚邮票也是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了。这也是为什么说,纽约倒确实是郑先生买下来过一整版的,但是后来流传下来的却不是完整版的纽约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事情如果不是真正动机集邮爱好者,那是很少会注意的相关的欣慰了,更何况是记下来这样子的一段历史啊。这时候苏半城也是很有兴趣地说:“我在香港确实是听说过有这种邮票的拍卖,但是也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一段历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应该是郑先生的邮票了。接下来怎么样了,郑先生的父亲不是把邮票给收去了吗?”
王海东点点头说:“后来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到后来这些邮票也是基本上和郑先生自己没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了。毕竟他是用他服气难道钱买的,他一个学生没有父亲给的钱怎么样有能力买邮票啊,最后他自己回忆过这段历史也是同样的一篇文章里面在重庆时只有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其余全部由我父亲带到了上海,一直由父亲掌握。听说承印邮票的美国钞票公司也曾派人到上海,找我父亲要求购回,但被他拒绝了。据我所知,他曾送了一枚给他的老朋友卢绪章先生,而听说这一枚也在“文革”中不知去向。父亲在上海时也曾卖出一些,因为一九五二年春节,这是我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我回天津家中过年,有一天晚上全家聊起此事,父亲让我上楼到他的书架上取一本《政治经济学》下来,其中夹着剩下的邮票,大约有二十枚左右,他让我撕了一枚留作纪念。此后他将邮票带来香港。一九八一年他有病时,由我大哥及侄女陪同去几家银行的保管箱整理财物,据说已无此邮票。这个应该是郑先生自己写的这段历史,我自己估计,应该是郑先生的父亲自己把邮票给出手了。谁也是没有想到当年两块钱买下来的邮票到现在居然是价值如此,也算是邮票历史上的一段奇迹了。”
纽约倒也是有这样子的一段历史的,这也是他们两个富豪第一次听说关于纽约倒的有这样子的一段历史,算是对真实的历史的一段回忆。
山本次郎这个时候才点点头说:“我的朋友也是不怎么样的了解这段历史,因此,在这样子的时候我想他自己也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回去以后我会把这事情告诉他,让他知道一下自己的邮票是怎么样的一个来历。”
王海东点点头说:“其实了解这段历史的话,那也是对收藏这样子的邮票是有帮助的,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一段轨迹的话,这一整版的邮票中,内地一半,外国差不多有一半,如果是有其他的纽约倒出现的话,那就是不在这段历史公案里面了。香港应该是有这种邮票最集中的地方,因为郑先生的父亲曾经把二十枚左右的纽约倒带到香港去了。并且是在那样子的地方出手了。因此,香港这样子的东西应该是比较集中的。”
因此,这个时候山本次郎镇定了一下,强忍着说:“王掌柜这可不是开玩笑啊,纽约倒整版,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张吗?你这里难道说真的有另外的一张,或者是说你是说见到过整版的邮票啊,如果是说在别的地方见到过,那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纽约倒公认的有一张整版五十枚的邮票存世,这样子的事情是基本上每个集邮爱好者都知道的,而且一般的来讲,古董圈子里面的人也是多少会了解一些这样子的内幕的,毕竟这是一整版的,无价之宝。这公认的一整版的邮票其实是和一个学生有关系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一天,重庆南温泉立人中学的学生郑晴初从重庆一家邮局集邮窗口买了一卷因通货膨胀,调整邮资,而面值不适用的整版邮票,每卷都是面值从半分到20元都有。当他在家整理邮票时,他的妹妹发现孙中山像邮票中的一种面值2元的邮票上,所印的头像是颠倒的。郑仔细一看,果然,一整版邮票人头像全是倒印的。他意识到自己幸运地购到一版珍邮。这就是那一整版的纽约倒的来历。王海东倒是很是了解这段历史,因此,很是肯定地说:“不可能,那一整版的邮票基本上是在郑先生购买后不久就已经是被撕开了,估计山本先生对这段历史也是不怎么样的了解,就算是你朋友的那枚四方联,我想也是有可能就是这整版纽约倒中的一份子了。”
山本次郎确实是没有听说过这段历史,而且他也不是很知道这一段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的,因此,在这样子的时候,山本次郎这一点做的倒是十分的光棍,他点点头说:“我确实不知道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难道王掌柜你是知道的。”纽约倒整版这段历史知道的人不少,但是最后这一整版的邮票到底是花落谁家,这样子的事情倒是比较的扑朔迷离。但是王海东正好是看到过相关的资料的那个人。
因此,王海东很是有信心的点点头说:“这倒是,我曾经看到过郑先生写的文章,他自己也是回忆过这段历史,我想,这样子的事情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最为详细可信的。”郑先生自己写下的一段资料,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南温泉立人中学读初中,校内盛行集邮,同学间相互交换邮票。当时,我父亲与朋友共同开设广大华行,经营西药等进出口贸易,在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均有分行,与国外,如美国、印度、缅甸等有生意往来。
我几乎每星期都进城去,把公司中收到的信件和邮包上的邮票剪下来,带回学校和同学交换。有零用钱剩余时,也常到在一间公司中摆一张桌子买邮票的王劳先生处买一些便宜的外国邮票。由于法币贬值,储奇门东川邮政局的集邮柜台将面值已经过时邮票按票面值出售给集邮爱好者,我也常常去,为了省钱,总是挑选印刷漂亮而面值低的买。那时认为最抵买的是纽约版,如面值五分、八分、十七分等又好看又便宜,但是邮局是整版整捆地卖的,大小面值搭配,不让挑选。记得那天我买这捆邮票时还和邮局那位女士相商,可否不买面值一元以上的,但不得要领,只好忍痛买下。时为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应早于十一月三十日,而不是传说的十一月三十日。最近我查过那个三十日是星期五,我正上学,不可能进城去,因为南温泉离重庆有十八公里远,一般是星期六或星期日才能进程去的。
邮票买回来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一直到看到报上有东北等地邮商刊登的广告,愿意以沦陷区和伪满洲国的邮票来交换重庆发行的邮票,我想写信去交换,便在一天晚上把不少成捆买来的邮票拿出来整理。那时南温泉的电灯是由隔壁一间小水电厂供电,冬季水小,电力不足,灯光昏暗。我那十几岁的妹妹也在旁边凑热闹,不断问东问西,她忽然问我:“二哥,为什么这种邮票上的人头是颠倒过来的呀?”我当实嫌她碍事,轰她走开,同时也不禁仔细察看一番,一看之下大吃一惊,果然真的一整张五十枚纽约版贰圆票,人头像都是倒过来的!
由于我听说过“二元宫门倒印”是珍贵邮票。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意中买到了珍品,于是马上将这版邮票好好包起,并于周末匆匆赶进城去。当时嘉陵江上还没有大桥,从南温泉坐长途汽车到海棠溪下车,过江到储奇门,最近的邮商是王劳生。我鼓着勇气请教他:孙中山像有没有倒过来印的?他看我人小,以为是开玩笑,很不耐烦地把我给打发走了。我还不死心,又跑到近望龙门的一家叫邮友邮票社去打听,这家邮票社的老板艾元俊比较重视,详细了解了票样和买到的经过,并记下了我的姓名和地址。第二天下午,他就下乡来找我了。随身带了一大包袱的邮集,问我是想换邮票,还是想卖钱。我说想换。他就打开包袱让我随意挑选。面对着这么多的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和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过的中国早期邮票,如大龙、小龙、慈禧万寿等等,我惊呆了,简直不知所措,赶快求助于比我打两岁的哥哥。他比我精明得多,要我沉住气,由他和艾元俊谈判。结果前后两次,以十六枚“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和他换了几本邮集,其中包括一套大龙、一套小龙、一枚红印花(面值记不清了)以及自万寿起到新生活运动的整套纪念邮票(其中缺光复、共和两套);外国邮票记得有苏联北极探险、苏联大建筑、德国的兴登堡头像邮票等。
第一次交换前,我们还到南温泉照相馆先将这一整版五十枚邮票拍了一张3x4寸的照片,然后给艾元俊撕了十枚去。其后,他又把我们叫进城去,在民族路161号,广大药房见面,还带了一位说是在税务局工作的赫崇佩来。拿出一封重庆一集邮组织的信,说再要一个四方连用来展览,又说重庆集邮组织的负责人也要几张,给了他们可以帮忙宣传和提高邮票的价值。他答应一定给我“光复”、“共和”各一套,表示眼下手头上没有,找到后一定送上等等,实际上始终也没有给我这两套邮票。这次给艾元俊拿去了六枚。
艾元俊此人邮德较差。第一次在南温泉交换时我提出交换条件是他最大只能保留四方连,应将整联撕开,他一口答应,说怕临时匆匆撕了可惜,由他回重庆后撕好给我看。第二次在重庆交换时,他将一些四方连邮票放在透明纸袋中在我面前一晃而过,但给我发现他竟用了另外的纽约版贰元票剪贴了中心头像冒充的。这个煞费苦心的花招弄得他当场十分尴尬,因为还有赫崇佩和另一个人在场。郝崇佩给我印象很深,他看来很老实,真正是一位集邮者。在艾元俊和我大哥谈话时,他悄悄地让我看他带来的邮票,告诉我上次艾元俊和我交换的邮票都是他拿出来的,而艾只给了他一枚,他想向我再要几枚,甚至一枚也行,他可以给我更多的邮票。我当时也很心动,想与他交换,但没带多余的,事后他也没再找我。
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以后,消息就传开了。我家真是门庭若市,许多人聚在我家院子里等我放学回来,每个人都带着大批邮票想与我交换,其中也包括那位王劳先生。家人不知我出了什么事,追问之下,我才说出了事情经过,结果是剩下的三十四枚全部交父亲保管,我则乖乖地背着书包上学读书。不久,我家回到了上海,此事也告一段落。
王海东讲述完了这段历史之后说:“可以看的出来,在这样子的时候后来的一些纽约倒的邮票,应该都是郑先生的这一整版的邮票演化而来的。当然了,也不排除别的人在当时和是和郑先生一样购买了这样子的邮票,但是因为郑先生的这版是比较传承有序的,因此,真实性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你的朋友的那一枚邮票也是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了。这也是为什么说,纽约倒确实是郑先生买下来过一整版的,但是后来流传下来的却不是完整版的纽约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事情如果不是真正动机集邮爱好者,那是很少会注意的相关的欣慰了,更何况是记下来这样子的一段历史啊。这时候苏半城也是很有兴趣地说:“我在香港确实是听说过有这种邮票的拍卖,但是也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一段历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应该是郑先生的邮票了。接下来怎么样了,郑先生的父亲不是把邮票给收去了吗?”
王海东点点头说:“后来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到后来这些邮票也是基本上和郑先生自己没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了。毕竟他是用他服气难道钱买的,他一个学生没有父亲给的钱怎么样有能力买邮票啊,最后他自己回忆过这段历史也是同样的一篇文章里面在重庆时只有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其余全部由我父亲带到了上海,一直由父亲掌握。听说承印邮票的美国钞票公司也曾派人到上海,找我父亲要求购回,但被他拒绝了。据我所知,他曾送了一枚给他的老朋友卢绪章先生,而听说这一枚也在“文革”中不知去向。父亲在上海时也曾卖出一些,因为一九五二年春节,这是我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我回天津家中过年,有一天晚上全家聊起此事,父亲让我上楼到他的书架上取一本《政治经济学》下来,其中夹着剩下的邮票,大约有二十枚左右,他让我撕了一枚留作纪念。此后他将邮票带来香港。一九八一年他有病时,由我大哥及侄女陪同去几家银行的保管箱整理财物,据说已无此邮票。这个应该是郑先生自己写的这段历史,我自己估计,应该是郑先生的父亲自己把邮票给出手了。谁也是没有想到当年两块钱买下来的邮票到现在居然是价值如此,也算是邮票历史上的一段奇迹了。”
纽约倒也是有这样子的一段历史的,这也是他们两个富豪第一次听说关于纽约倒的有这样子的一段历史,算是对真实的历史的一段回忆。
山本次郎这个时候才点点头说:“我的朋友也是不怎么样的了解这段历史,因此,在这样子的时候我想他自己也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回去以后我会把这事情告诉他,让他知道一下自己的邮票是怎么样的一个来历。”
王海东点点头说:“其实了解这段历史的话,那也是对收藏这样子的邮票是有帮助的,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一段轨迹的话,这一整版的邮票中,内地一半,外国差不多有一半,如果是有其他的纽约倒出现的话,那就是不在这段历史公案里面了。香港应该是有这种邮票最集中的地方,因为郑先生的父亲曾经把二十枚左右的纽约倒带到香港去了。并且是在那样子的地方出手了。因此,香港这样子的东西应该是比较集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