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5-EP3:围剿(10)

    从理论上来说,东盟内阁和国家重建最高会议之间没有隶属关系。2114年1月28日兴亚会兵变后,东盟总统职务空缺,由总理摄行;与此同时,随着东盟国会被解散,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占据了立法机关的角色。双方之间理应是平等的、分别掌管不同权力的机构,而不是存在上下级关系。

    由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全体代表和东盟内阁全体部长出席的例会上,这些拥有东盟最高权力的大人物们会仔细地商议每一项事务,精确而小心地调整东盟的航向。东盟毕竟是一个人造国家,其前身ASEAN除了地理上的共性外,并无能够将东盟公民团结起来的基础。任何失误都可能让东盟土崩瓦解,那些不敢承担责任的官员们不会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应该为此负责的祭品。

    他们多么希望东盟军和自由南洋联军之间的战争停止,那样他们就能集中全部精力用于重建东盟的工作上了。若不是这样,哪怕是最简单的任务也可能由于战争带来的种种干扰因素而被迫搁浅,到头来还是需要他们这些文官来承担罪责。中南半岛北方的总体停火和小范围冲突持续了总共不到半年时间,发生在金边国际会议中心的一起未遂袭击事件又一次让东盟内阁的部长们神经紧张。

    在2115年2月19日由伊德里斯沙阿举办的学术会议上,一名参会人员将用于组装炸药的部件带进会场,并在即将实施其犯罪活动之前被当场抓获。紧随而至的国家宪兵对国际会议中心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以排除会场内安装了其他炸弹的可能性。对于这名袭击者不使用无人机等更安全、更方便的袭击工具而是以身涉险冲进会场的行为,连负责调查袭击事件的军官都表示无法理解。

    袭击事件确实蹊跷,更让公众惊恐的事情还在后面。国家宪兵没花费多少力气便找出了袭击者的真实身份,此人名叫章卫安,在新加坡的东盟国立大学拿到过博士学位,后来由于疑似卷入了一次东盟军的作战行动而失去四肢——调查人员相信他在那之后就秘密参加了自由南洋联军。2114年下半年东盟军通过谈判将部分自由南洋联军的构成组织拉拢到自己一方后,许多被通缉的自由南洋联军成员得以返回故乡,章卫安博士也在其中。

    不料,章博士不思悔改,不仅不珍惜兴亚会给予他的机会,反而试图杀死在金边国际会议中心参会的数千名要员以重创东盟的领导集团,此等恶行骇人听闻。突击搜查了其多个临时住处的国家宪兵还从房屋中找到了一面象征着自由南洋联军的旗帜,这面旗帜现在就放在韩处安的面前。

    这是一面很干净的旗帜,代表着柬埔寨的吴哥窟占据了白色旗帜的下半部分,自由南洋联军的旗帜上通用的交叉步枪和锄头的标志占据了上半部分,最上端则是用高棉语书写的战斗口号。类似的旗帜遍布东盟各地的自由南洋联军游击队中,他们往往用自己所在地区的标志作为旗帜的特征。

    “韩议长,这起袭击事件只是孤立的个案。”财政部部长米尔扎·本·拉赫曼(MirzabinRahman)对于在两阁会议(内阁和国家重建最高会议)上单独将一起未遂袭击事件列为主要讨论事项感到不可思议,在他看来,这是应该由当地的警察处理的事情,最多要国家宪兵干预一下,“此外,这恰恰证明了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章博士长期失业,没有收入,像这样由于生活缺乏保障而走上了歪路的人太多了。”

    或许在场的大部分部长都有理由怀疑在这种场合提起未遂袭击的必要性,唯独坐在韩处安身旁的陈永春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战争对东盟无益,要是只结束了不同军阀之间的混战而掀起了东盟军和自由南洋联军的长期拉锯战,兴亚会所声称的和平时代就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陈永春不是兴亚会成员,也没有必要讨好兴亚会,这使得他能够成为出面谈判的代表之一。结束或中止和自由南洋联军的内战,才能让东盟有喘息之机。

    然而,未遂的袭击事件的详情传递到他耳中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预计在下个月和自由南洋联军签署的条约注定要胎死腹中了。不会再有什么自治,军事管制将持续下去;更糟糕的是,韩处安刚刚在议会的问题上松口,却迎来了如此沉重打击,兴亚会很可能失去对交权的信心。

    “陈总理……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到这时,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和韩处安同岁但没有那么多白头发的中年政客没有像其他部长一样站起来汇报,而是继续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用平静的口吻开口说道:“议长,从去年我们停止交火以来,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这通过对比上半年和下半年的财报和消费水平就能得出结论。东盟正处在重建的关键时刻,我们当前的工作重心,仍然是也应该是建设我们的民用经济。”

    “你说的没错,我也没有说民用经济建设不是我们的重点。”韩处安巧妙地避免了否定陈永春的观点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不过,我们在战略上做出的一系列让步,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议长,我们要做好和各种民间武装组织长期共存的准备,这不仅因为我们现有的行政系统不能将指令下达到民间,更因为产生民间武装组织的土壤没有被消除。”陈永春并不认为能够在短期内打败自由南洋联军或其他类似的反对派,此外他同样将自己的策略看成一种需要长期磨合的稳妥手段,“公民需要改善生活,他们受够了只能勉强活下去的日子。是的,从绝对标准来看,他们的生活条件提高了,但这样的对比没有意义。”

    许多部长没有说话,仅用肢体动作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他们和陈永春一样,都是些没有明确立场、不效忠于兴亚会的政客,业务能力成为了挑选他们的重要标准。陈永春所说的结论和方法从事实和逻辑上而言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兴亚会的干部们可能不大喜欢听这些话,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不会因为某些人闭目塞听就成为虚假的幻影。东盟的民用经济建设刚有了一点起色,再被战争打断可太可惜了。

    这本来应该是韩处安和陈永春两个人的辩论,直到其中一方说服另一方为止。不巧,会议室中另一头敬陪末座的其中一名参会人员突兀地介入了讨论。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身穿一身和在场的文官、军官都格格不入的青色制服,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傲气。

    “这是什么话?”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陈永春,也俯视着韩处安,“没有意义?实在是笑话。没有兴亚会,没有韩议长,东盟的公民们现在还像牲畜一样被人驱使……你怎么敢无视他的成就呢?”

    “钟社长,过去一年多的成就是韩议长和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全体成员的功劳,而你并不是其中一员。”陈永春马上转移火力,并灵活地将自己和内阁排除在外,以免引起韩处安的不满,“如果你对我刚才的观点有异议,我建议你先去了解生活状况的相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