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赵贞吉决定拼了的时候,恰好徽州那边爆发了人丁丝绢案,恰好李如松这莽夫一口气轰塌了徽州府的城门。

      四散的士绅大都就近到江苏过来,投奔亲友。

      “一炮糜烂数十里”

      “声如天崩地裂,牛马应声而死”

      “李如松杀人无算,以人血为茶汤”

      等等流言不径而走。

      虽然这些文人没什么作用,但这吓破胆的宣传还是相当有震慑力。

      原本觉得人多势众,优势在我的乡绅们,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特别是苏州的赵贞吉又集资去杭州买了两三门战炮。

      当然,学过易经的赵贞吉也是知道虚实结合的。让人找树木刷漆,愣是刷了个五十多门出来。

      找个机会,打了几声炮响,然后给那群土包子漏了底气,一下子局面就缓和多了。

      随后就是浙江全面提升商税,浙商涨价,而苏商不涨价,这一对比,终于给江苏的作坊缓了一口气。

      浙商主打高端,那自己苏商就主打皮实耐用就行了。抓住这部分市场,终于商税才算是勉强收了起来。不过整体也不高。

      与收入相比,支出就太多了。

      新学之下,特别那个什么公共物品理论出来,衙门要做的事情可就太多了。在传统教育之外,修路、疏浚河道就成了最大的公共物品责任。

      而这两项,如果以往搞征发制,自然是省钱,但如今新学搞雇佣制,花钱就跟流水一样。好在也有些流民涌入,降低了成本,但饶是如此,江苏的财政早就吃不消了。

      因为明朝的财政是地方小金库制,多数情况地方自收自支。这就导致地方压根没有余粮。但凡有剩余,早就当作年终绩效发下去了。根本不可能存到第二年。万一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这有余粮,万一来个查税补征,岂不是亏死。

      衙门不出钱,单独想让地方善人来干这事,可是没法干的。人家是善人,不是傻人。还不至于这点事情都看不出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