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七从山东平乱回京已经有好几天了。

      平乱的经过奏疏大前天就交到司礼监了,可是到现在嘉靖还没传召呢。

      别看朱七一副得胜归来的样子。山东的事情多少还是有些让他吃不下饭的。

      由于大明采用的定额税制,现在山东大量的青壮或北上辽东,或南下杭州。那么剩下留在山东种地的老弱就得加倍分担这定额税赋了。

      好就好在能耐的基本都走了,这些人闹事也就仅仅是闹事而已,否则早就是又一出永乐时期的唐赛儿叛乱了。

      当然更糟糕的是,由于下半年后,杭州全面提高了各项新式物件的税收,这导致,山东的六位藩王与孔府的花销剧增。

      能挣钱的工具在没命的外逃,而花钱的东西却与日俱增。不出事才怪呢。

      可以这么说,新学恐怕也就只富了浙江一家,南直隶两省也就是保本微利,但离新学最近的山东反倒是首当其冲,成了新学的垫脚石。

      如果就这还好,百姓嘛,几百年都是这么过来的。老祖宗的智慧会让他们深信年景就是好三年坏三年的。只要熬过这三年就好了。

      反抗就要落个罪名,那三年之后的好日子就享受不到了。

      真正的问题出在下半年的各路从杭州南京返回山东的同族老乡身上。

      不仅是乡下的土包子员外,包括一些宗室、甚至孔府都牵连其中。

      想想那鹅毛笔是个多好的生意,那粉笔黑板能多大程度改善山东的科举教育。

      有的是几千两,有的是上万两,这前前后后的投入自然是打了水漂。

      特别是杭州的王家安只给了五日的期限。这几本意味着外省被骗人和宗族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藩王与孔府这些大家族还好。本着缓冲垫的精神,所有的亏损都找下面的中小士绅员外补齐了。

      而下面的这些中小士绅员外,可都是读书人。因此山东的匪患一下子就严重起来,严重到官员都纷纷不敢出城,曲阜甚至不能出衙门。

      突然之间家道中落,甚至家破人亡,让他们反朝廷、反藩王、孔府,他们是不敢的。要是敢一开始就不会忍痛破家赔钱了。所以,尽管遍地开花,但其实已经是克制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