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分厂,也可能是一个东洋品牌。东洋资源匮乏,出口以劳动密集、资源消耗小的产品为主,如纺织品出口占到总出口超过30%的比重。纺织品是东洋目前赖以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不会欢迎一个外国品牌销到东洋国内。

    事实上,东洋对纺织品进口把关很严,除了部份本土没有的原材料,二战之后还没有纺织品进口的先例。”

    冼耀文走到一台阶处,停下脚步,“东洋纺织企业的工人月收入大致在6500円至1.1万円不等,差不多就是港币102元至174元,与中华制衣的收入相当,比香港其他纺织企业好一点。

    但东洋的物价要比香港高得多,横向比较,东洋100港币的收入只能相当于香港的60港币左右,精确点应该是58港币。

    这意味着什么?”

    “香港纺织品企业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东洋企业。”全旭说道。

    “对。”冼耀文颔了颔首,“全面的抗日战争结束了,我们纺织人的抗日战争才刚刚开始。香港的纺织企业主大多鼠目寸光,企业的生存发展只建立在对低廉劳动力的压榨上。

    我虽然不去参加这协会那行会,但对他们的动向有所了解,提到我这个不合群、把工资抬高的假洋鬼子,他们哪个不恨得牙痒痒,幸亏我祖坟在内地,不然早被人刨了。”

    全旭呵呵一笑。

    “中华制衣建立伊始,我曾经有过一个算是高尚的想法,推高香港纺织工人的收入水平,但随着时间深入,我发现这么做只会吃力不讨好,我是个生意人,不是圣人,做事都会衡量得失,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是兼济天下的料,我干脆独善其身,香港纺织企业不走品牌化的路,面对外部竞争,只能抓住最大也是唯一的价格优势不放,四处打价格战。

    价格战打到哪里,就会砸掉哪里一批纺织工人的饭碗,当下国际经济格局是贸易自由化,价格战小打小闹没什么,大多数国家为了不破坏大环境,可以睁只眼闭只眼,想搞大,不可能,各种限制措施绝对会接踵而来,主要几个国家,哪个又没有制定反倾销法?”

    吸一口雪茄,冼耀文继续说道:“发展模式决定规模上限,香港的土壤孕育不出大型纺织企业,或者可以这么说,香港不会出现超大规模的生产型企业,在香港从事制造业没有太大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往外发展的原因。

    服装不是原子弹,不存在太高的技术含量,根本做不到技术垄断,在供求关系里,永远不可能成为卖方市场,开拓销售市场要比抓生产重要得多。

    一件衣服在贫困家庭的生命旅程是这样的,先是父母穿几年,穿破了,改小一点,给最大的子女穿,又穿上几年,改一改,给小一点的子女穿,等到实在没法改了,裁剪成条,给幺子女当尿片,烂的不能再烂了,当成抹布又能用几年。

    几个几年加起来就是十几二十年,如果我们将销售对象锁定他们,喝西北风只能排在队尾喝人家喝过一遍哈出来的。”

    在全旭的笑声中,冼耀文吟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身为纺织人,要懂得嫌贫爱富,二三十年前,山东有个开染坊的人,叫陈立亭,另辟蹊径把染布业务发展到农村,在那时候叫智慧,现在不成了,就算把农村生意都做了,也挣不着几个鸡蛋。”

    冼耀文指了指全旭的裤脚,“我记得每个月都有给你一笔置装费,裤子起毛边就不要穿了,我们是卖衣服的,艰苦朴素不能体现在衣服上,影响不好。”

    全旭低头看了一眼裤脚,解释道:“今天早上裤脚被东西挂到,扯了好久才扯出来,扯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