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效云见刘一锐如此坦然,毫无虚伪造作之表态后,其心方定,乃继续开言曰:

    “吾料大哥,二哥心中亦早有谋划,只是借小弟之口言之而已,既然如此,那小弟亦将心中粗浅之见言出,供各位大哥参考。

    吾等纵使占有东南五州之地,此亦三国时孙权耳。全吴越之地,无法与中原抗衡,固明矣。

    昔三国之时,诸葛亮隆中为昭烈皇帝剖析天下大势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而后来之形势,昭烈皇帝率益州锐卒北争汉中,关羽率荆州兵马北伐襄、樊,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威震天下,曹操几欲迁都以避其锋芒,若非那关羽刚愎自用,目中无人,被孙权蹑其后路,败走麦城,天下大事未可知也。

    而今昔时孙权之地,无须时日即将已尽为吾等所有,试想昔日关羽水淹七军之时,若孙权亦是刘备手足兄弟,同时出兵北伐庐州、彭城,直逼山东,而益州昭烈皇帝再发倾国之兵,由汉中出祁山,围陇右,逼长安,如此三路兵马向北,那曹操何以当之?纵是子房在世,吕尚复生,亦无能为也。

    吾等取了江左洪都之后,即宜逆江而上,水路并进,取九江,取安庆,取洪都;直至取鄂州,荆州,占领湖广之地,设官牧民。

    荆、鄂之地乃长江上游,若夫不在我等之手,则我金陵终无屏障也,且夫若两国对恃,长期争战,最终比拼乃是钱粮之多寡,百姓之多寡,这湖广之地,亦是天下粮仓,古彦有云:湖广熟,天下足。

    在湖广之地站稳脚跟之后,再兵分两路,一路往西,沿昔日昭烈皇帝取益州之路线,西取巴蜀之地。

    另一路向南,过靖南关,取南蛮四州之地。

    一般世人皆以为,这南蛮之地,烟障横行,蛇虫遍地,乃是不毛之地,得之亦是鸡肋。

    其实此言大谬也,那桂林州、番禺州、其地虽然土地不甚平整,然亦是肥沃之地,盛产稻米,蔗糖等物。十年前,南方蛮族造反,被魔贼攻破靖南关,施行车轮斩,杀戮极重,南方蛮人对魔贼亦有痛入骨髓之恨,且其地因气候炎热,魔贼入其地皆水土不服,连驻军亦无,若我等取得湖广之地后,此地乃天赠与吾等也,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且那南方蛮人,乃昔日蚩尤之后,蚩尤被黄帝击败,带领族人逃至南蛮四州,成为蛮族,然究其根本,亦与我同族也,昔时魔贼已将南蛮土司屠尽,只余少数蛮人逃入深山得免,此四州之地地广人稀,我等只须兵马进入,蛮人必拥护我等为彼复仇也。

    且我等起大事,诛魔贼,绝非三两年,一两次大战可成也,恐无十年八年,不能毕其功。长期征战,恐这襄阳、樊城、彭城、庐州等地将呈现长期拉锯战,此地之人族百姓流离失所,居食皆无依,如此则完全可将此处百姓,及中原不愿受魔贼奴役而逃至我方之人族百姓,安顿于南蛮四周之地,成吾等之大后方,且那番禺郡背靠南海,可得海边渔盐之利。

    而巴蜀之地,本来是我族一名曰吴新之汉奸攻下,被封于镇西王,王于成都。

    然后又因种种原因,率部作反。被这大一伪朝开国太祖之亲弟、太宗皇帝亲叔,悖尔刺金、广隆率兵平之,其时已是大一太宗皇帝临朝,太宗皇帝觉这巴蜀山高路险,难以设官治之,即封这广隆为蜀王,治理巴蜀之地,传至今已是第七代蜀王。

    亦是因为这吴新作反,才让大一太宗皇帝觉得我族人毫无忠义,复降复叛,而其时天下我族人投降而得掌权柄者,大多皆响应吴新作反而被诛。

    那大一朝太宗皇帝亦是因为此事之后,为了防止我族人再得掌权柄作反,乃立下恶法,将我族贬成大一朝中最低等贱民,不得识字科举,不得从军掌兵,只得若牛马般受其奴役压迫,缴纳赋税银两,贡献财帛美女。

    所以我族人受苦受难近百年,那吴新难辞其咎。